學習，是指通過閱讀、聽講、思考、研究、實踐等途徑獲得知識和技能的過程。
其實，學習也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：
狹義：通過閱讀、聽講、研究、觀察、理解、探索、實驗、實踐等手段獲得知識或技能的過程，是一種使個體可以得到持續(xù)變化的行為方式。
廣義：是人在生活過程中，通過獲得經(jīng)驗而產(chǎn)生的行為或行為潛能的相對持久的行為方式。
可以說，“學習”是終身受益之事，我們現(xiàn)在提倡“知識要時時更新”，其實，在中國古代也是一樣的。在古時候，官場上的人很是重視學習。從某種層面上來講，這是為了更好的維護王朝的統(tǒng)治，但是，營造學習的氛圍，在總體上也推進了國家、社會乃至個人的進步。
首先，我們來說一個“好學”的故事：
宋人孔平仲在《續(xù)世說》中，說了這么一個故事，后晉時代，一名叫馮玉之人，憑借著姐姐是皇后的便利條件，在官場混得風生水起。此人文化水平不高，每每皇帝讓他撰寫一些重要文件是時，他就請同僚代做，居然還坐到了宰相之位。
一次，他見公文上，有“姑息”二字，一下子懵了，于是，請教他人。人家告訴他，那是“辜負”二字，他居然相信了，此事一度成為了官場笑柄，他也被稱為“不知書”的宰相。雖然，當時的時局動蕩，但是，不認識字，依舊是一件恥辱事。
就連寇準，也被他人“笑話”過。當年，他被罷相，降職到陜州，蜀帥張詠回朝時路過此地。他一番招待后，送別張詠時，還想聽聽對方有什么“建議”，人家建議他去讀《霍光傳》，他不明白，還真的找來書讀，當讀到“不學無術”。他笑笑，明白了張詠的意思了。
其次，我們不光要學習，還要學文以致用。
前秦皇帝苻堅，在世人的印象中，喜征伐討戰(zhàn)。其實本人，還是相當注重“以儒治國”的。他曾經(jīng)下過一道詔書：百姓中，只要精通一種經(jīng)史書籍、或一項技藝，當?shù)厮谡仨殹耙远Y送之”，由朝廷來選拔并授予相應官職。
同時，還有一項規(guī)定：歲祿百石以上的官員，如果不能精通“一經(jīng)”、或一門技藝，會立刻被免職。他后來又下詔書，要求太子以及高官后代，必須“就學受業(yè)”。他身邊的禁衛(wèi)軍軍官，也必須學習。當時，每20名官員，會配備一名老師，講解經(jīng)書。
雖然，從中可以看出，當時官員整體文化素質不高，但是，他的這種通過學習，來提升官員修為的做法，還是相當具有前瞻性的。
除了苻堅之外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，也是一位崇尚學習的皇帝，尤其癡迷于漢文化。他上位之后，極力推廣“漢學”，下令要求：鮮卑族官員改說漢話，并以30歲為界，30歲以上者，可以“慢慢來”，30歲以下，必須立刻學會。如果有人違抗，降職處分。
甚至，為了讓這個政策得到徹底執(zhí)行，他又下詔書：禁止官員在朝廷上說鮮卑話，違反者，直接撤職。最終，在這種“高壓”政策下，漢話迅速被普及。
當然，若是從統(tǒng)治者的角度出發(fā)，還有一個目的就是：學禮以報國。
朱元璋建國后，百廢待興，但是，跟隨他一起打下天下的，大多是武將，若要更好治理國家，首先，就要提升他們的個人修養(yǎng)。于是，一名叫袁凱的御吏建議，聘請一些文化人，給這些將帥們，講一講“君臣之禮”，潛移默化中，讓他們明白什么是“忠君愛國”。
朱元璋采納，于是，在午門外“設置課堂”，每月初一，十五早朝后，讓這些開國功臣們學習什么是“事君有道”、“持身有禮”，還有“保全功名”。還鼓勵他們多接觸儒生。當然他的出發(fā)點，是出于鞏固自己的統(tǒng)治。但是，不可否認，此舉提高了官員的思想認知、個人素養(yǎng)。
再者，還必須補充學習各種的“專業(yè)知識”，達到學法以實用。
有了科舉制度以后，官員的選拔開始以“學優(yōu)則仕”為衡量標準。但是，光讀四書五經(jīng)，并不能應對實際工作中出現(xiàn)的各種問題。所以，還必須補充學習各種“專業(yè)知識”，比如法律規(guī)定、刑名錢糧等。宋太宗，就開創(chuàng)了“官員法律知識任職資格考核”的管理辦法。
具體辦法是：每年任職期滿的各級官員，要統(tǒng)一參加“試判”考試?？碱}內容是，司法案例材料。根據(jù)官員所寫的“司法判決書”，來考核他們是否精通法令規(guī)章，不但如此，該考試還能決定他們的官職升降或者去留。到了明朝，官員學法的教材是，朝廷編寫的《吏律公式》。
清朝更加嚴格，經(jīng)常會搞一些“突擊檢查”。司法部的一把手召集官員，隨便摘出一條當時的法律，讓大家當場默寫，并會將成績以“上中下”匯報給皇帝。
歷史上就有，由于，精通法律，即使“入過獄”，一樣可以再做官的例子。
漢宣帝時期，夏侯勝和黃霸成了“獄友”，一位是研究《尚書》的學術泰斗，一位是原丞相府官員。夏侯勝認為黃霸在法律領域的才學極高，他出獄后再成朝廷官員時，就向皇帝極力推薦黃霸。于是，黃霸被任命為揚州刺史。更有趣的現(xiàn)象是，既然“精通法律”可以做官，于是，市場上就出現(xiàn)“法律學?！?、“法律培訓班”，其中，不乏一些大師。
董仲舒的“公羊治獄十六篇”，作為自己私立學院的“教材”。而鐘皓，善刑律，拒絕做官，投身于培訓事業(yè)。
最后，在古代，做官是一門“學問”，所以，要學專業(yè)以“為官”。
古代的官員，學習做官的同時，也會將自己的心得，寫成書公開發(fā)表，成了后來者的“參考書”。明清時代，出版業(yè)興盛，這類書籍很是暢銷。清朝封疆大吏剛毅任云南按察使時，就命人編纂《官場必讀》，贈給僚屬。汪龍莊，做過14位官員的師爺，自己也做過知縣，深諳官場的道理，其編撰的《學治臆說》，被看作是“知縣教科書”。
除了這些，還有一些專業(yè)性很強的書籍，也成了官員的必讀經(jīng)典。如：宋朝的《洗冤錄》、清朝的《寶鑒洗冤錄》等刑法書籍，以及《錢谷大要》這些有關征稅的書籍。在古代，讀書是伴隨官員“仕途”的，他們退休時，一般會“刻部稿”。當時的考核，除了政績，也看重個人的文化修養(yǎng)。
古人的“持續(xù)”讀書，拋卻其“功利”心不談，對于華夏民族文化的傳承，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。對于今人而言，讀書更是讓自己“出類拔萃”的捷徑，只有讓知識“翻新”，才會讓自己“改頭換面”。
參考資料：
【《續(xù)世說》、《吏律公式》、《學治臆說》、《錢谷大要》】
